而更令人惊讶的是,在理清真相的过程中,律师、专家、记者、陪审团的利益纠葛又把真相变得更加难以捉摸。人创造了制度,又利用了制度,最后到底该信谁?制度面前,真的人人平等吗?这些对于人性的拷问,是每个所处当下的我们,都应该思考的问题。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陆嘉宁表示:“这两派观点都有道理,用几个词来形容的话,它是非常私人的,讲述了一种个案式的情感;第二个形容电影的词是错位,这个孩子曾经有一年的时间被母亲抛弃,母亲任性地投奔了一段新的恋情,孩子始终在和一个记忆中的母亲情人争夺爱,这样的模式下,他经常会对于患病的母亲做出一种冷酷的态度。电影把创伤放得特别大,阿尔茨海默病虽然贯穿始终,但成了治愈创伤的契机,跟我们对病症的认知很不一样。它的私人导致电影非常细腻,而错位又会让人觉得很多时候难以认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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